这篇帖子呢，多少有点违反我自己的原则，虽然我是一个超级大喷子，但是我还是有一点自我节制的。不过遇到不依不饶之辈，那么难免也要执笔为剑，一抒书生意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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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谈到的西方伪史论，其实有一个不能不提及的人物，就是何新。他的《希腊伪史考》其实就是西方伪史论的开门之作，当然，我之前也说过，西方伪史论经过多次发展，现在观点和论证已经被污染的不像话了，和何新自己的论证差之千里。
但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此，何新写《希腊伪史考》是2013年，而当时西方伪史论根本没有成形，那时候只有一个东西，叫做”夏朝伪史论“。
什么叫“夏朝伪史论”，简单说就是认为现存文献对夏朝的描述是杜撰或者作伪，夏朝可能根本不存在。
谈到“夏朝伪史论”，那么就有一个重要人物避不开了，隆重介绍一下：
陈淳，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
这个人物重要到什么程度，你几乎可以把他和当代中国的“夏朝伪史论”划等号。
陈民镇先生（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他2018年《中国文化研究》的文章《夏史真伪问题的三次论争》 中这样写道：
“接受西方考古学训练并精于西方考古学理论研究的陈淳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并在其《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一书中加以系统总结，认为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由于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夏代的文字，因此这个问题不能预设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前提，必须从考古学上来进行独立的探究，并尖锐批评了国内考古学界文献导向过甚、理论意识薄弱、考古观念落后问题等问题。针对陈氏的观点，方酉生、沈长云等学者做出了即时的回应。沈氏此后又陆续撰文证明夏朝指存在，强调“夏既是传说，也是历史真实”。张国硕、杜勇等则对夏朝之存在、夏朝否定说形成的背景等问题进行系统阐论。陈淳对夏史的否定，主要基于其考古学及人类学的背景，他与沈长云等人的论战，其实也是不同学科话语之间的对话。”
我其实是很好奇陈民镇先生当时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但是他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的心态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里看到。
前文提到的沈长云先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先秦史专家）则在2005年河北示范大学学报的文章《夏代是杜撰的吗？——与陈淳先生商榷》中这样写道：
“我们承认国外部分学者及陈淳博士对国内学者的批评也包含着某些值得重视的因素，如指出我国考古界一些同志喜欢在某种单一的考古文化与复杂社会及其政治结构之间划上等号，喜欢在国家、朝代的出现和更替与日用陶器的变迁二者间作出必然联系的考虑，如此之类，当然值得国内学者深思。
但是陈先生及国外部分学者对我国学者所从事的夏代历史与文化的研究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对夏代历史的存在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却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里，我们仅就历史上的夏代是否由后人杜撰的问题提出几点不同意见，与陈先生及国外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商榷。鉴于陈先生的文章已在很大程度上综合了国外持不同意见者的意见，我们论题中的商榷对象，就暂拟为陈先生一人了。”
还有更严重的一段：
然而陈博士及海外一些学者所采取的，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不仅自己对周初文献记载的这段夏朝的历史漠然视之，而且要求人们也对其完全置之不理。在未对有关记载进行充分讨论和从事深入的考古调查之前，就先下结论断言它是属于后人杜撰，甚至指责持有上述谨慎态度以从事夏史或夏文化探索的人们是在给人预设“带有倾向性的前提”，是在“闭门造车”，是一种“方法陈旧的研究”。
观网的朋友么，看懂了吗，陈淳教授，在国内，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掀起了关于夏史真伪问题的第二次论争。而其中的“夏朝伪史论”一方，就是陈淳教授以及国外部分学者。
何新的《希腊伪史考》一书洋洋洒洒，我个人认为何新先生写书的时候过于心急，而且也没想到后来“西方伪史论”会弄出太大的动静，论证难免不够严谨。
但何新的论证是极有道理的，西方学者以及陈淳教授对历史研究的学术态度是有立场的，是存在价值观的，是先天有严重的政治倾向性的。
我们再看看陈淳教授自己的著作和言论：
2020年10月《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刊登了记者对陈淳的采访，篇幅原因，我这里引用部分段落，但我绝没有掐头去尾断章取义：
在编纂《剑桥上古史》的过程中，美国汉学界召开了两次会议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其中包括巫鸿、李峰等中国知名学者也出席了。我觉得夏含夷的说法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那就是我们的历史研究还是应该从文献记载开始，文献中虽然有夏，但是它属于后代的传说或记忆。目前在考古和文献尚无法完全对应或证实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严格遵从历史学的界定。所以，美国学者的态度是严谨的，没有文字的历史就是史前史，尽管后来有文字提到，也不能作为历史学研究的起点。玛雅文明“在文字破译后仍然是史前考古学的范畴，这点与国内的做法有很大不同。
尽管陈淳老师自己也在这篇采访里谈到：”我无法理解“信”比“疑”更难的理由，难道考古学和科学研究是要培养某种信念，或者证明自己某种看法是正确吗？只有宗教才会坚持某种信念，不容置疑。“
但是我们在上文陈淳老师自己的观点中已经清晰地看到他自己地立场了，他自己无法理解”信“比”疑“更难的理由，但是他自己相信：“文献中虽然有夏，但是它属于后代的传说或记忆。”他也清晰的表明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观立场：“美国学者的态度是严谨的，没有文字的历史就是史前史。”
我这里篇幅太长了，也不去论证这种”唯文字论“在历史学研究中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其实也只是一家之言。也不再说明”唯文字论“对我国的文明史研究有多不利了，感兴趣的观友们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学习学习。
陈淳教授在自己的大作《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的摘要中就直接这么说了：
强调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常被认为是中国古史研究(尤其是上古史重建)的特色,但是将两类证据不加区别、缺乏审视地"结合"却会产生问题。
陈淳教授在自己的大作《增强文明起源研究的科学性》一文中就走的更远了：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特别反映在夏朝之争及如何认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问题上。目前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的看法往往众说纷纭，甚至针锋相对，特别是中外专家之间的立场判然有别。笔者觉得，许多争论的产生，不是研究对象有什么难度或多么复杂，而是我们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存在不足。我们传统的学术训练一直限于经验性的知识传授，缺乏科学思维和方法论的基本训练，这可能是许多重要争论无法解决，研究水平难以提高的关键所在。
看到了吗，陈淳教授不但假装自己不是争论的其中一方，还把”夏朝伪史论“的争论直接从中国学者和少数外国学者之间的争论，上升成了：中外专家之间的立场判然有别。他还给与他争论的国内学者下了定论——缺乏科学思维和方法论的基本训练。
何其傲慢！陈淳教授是学历史的吗？他恐怕是学政治的吧，学术水平不说，诡辩的水平确实不错。
陈淳教授的政治立场还可以从他另一篇大作中清晰显现，他曾经在2007年的《考古学与未来:工业文明的忧虑》中这样写到：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环境恶化总是文明崩溃的一个前提。面对当代工业文明所面临的人口激增、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严峻形势,我们应该提倡"知足最好"而非"越多越好",避免重蹈古代文明崩溃的覆辙。
请注意：2007年中国人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区区的0.86万元，其中农村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140元。
我就不批评一个搞历史研究的学者，为什么要无病呻吟一般地写这种政治性极强地文章，我只给大家提供一个类似的言论：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有一句大家都知道的名言：如果中国14亿人口都富裕起来，那将是全球性的灾难。
言论何其相似，立场何其一致！
很多人质疑“西方伪史论”，包括我也认为其中很多论证都极不严谨，我们很难证明西方有预谋有计划地系统性伪造历史。但是看看陈淳教授，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影响，试图在中国历史学界系统性质疑主流史观，以“批判”和“质疑”为名，树立自己的一套亲美史观的例子吗？
最后在这里再做一件我平时不会做的事，麻烦各位观友老爷们给个赞，唯独这篇文章，帮我好好顶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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